这位秘书遣人来告诉我们说，今晚他要派一个信使到仲孜去，如果我们有信要送去，那就要在中午之前准备好。我们立即给大臣写信。这封信不好写，信纸的样式，上下留多宽的边，以及开头的客套话等等都必须再三斟酌才行。我们在信上对大臣说，我们因未能在扎什伦布见到他甚感遗憾。我们十分感激他的好意—为我们的生活做的安排。我们恳求他如果可以的话，请他为了众生，特别是为了赖其慈悲而能安全生活的我们，回到都城。我们还告诉他在我第一次访问西藏时他命我从印度买的平版印刷机现已运到拉成，扣在康巴宗的长官那里。乌金另外给大臣写了一封信。我们把这两封信交给那位秘书，他在信上加了几行注，说我们来自如此远的地方，路上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请他的主人给予我们保护和照顾。
    回来后，我发现我的老相识鲁巴坚赞正在等我，他送给我一些食物及其他礼物。他说他愿意为我购物，不会欺骗我。他还答应为我找一个好仆人。
    晚上，我去拜访名叫固索德昌的另一个朋友，他是个令人尊敬的人。他见到我时很高兴，从坐垫上站起来，请我进屋，一面说:“亚培囊其”(请进)。他的管家(索本)①为我倒了茶，固索德昌问我有关印度阿里亚瓦塔(Aryavarta )目前的局势及其在欧洲人统治下的状况。后来我们的话题转到刚解决的前不久与中国人的纠纷。
   事情是这样的，拉萨的两个清廷驻藏大臣每年都要轮流去视察西藏与尼泊尔的边境，了解定日的驻军的军纪，以及几个边境哨所的防务和供应等情况。由于那里很荒凉，这种差事既乏味又累人，所以两人总是以抽签来决定他们谁去视察边境。今年十月下旬，驻藏大臣帮办抽到去视察定日宗和日喀则。于是驻藏大臣帮办启程前往，陪同他去的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西藏官员，其官阶为孜本(管理财务的官)，他的任务是派信使通知沿途各站为驻藏大臣一行安排交通工具，这驻藏大臣决定由北路经堆龙卓浦北上。按照惯例，西藏财政部门应当给驻藏大臣每日四多切(500卢比)①的出差津贴。但拉萨政府自己不出这笔钱，而是要驻藏大臣经过的沿途老百姓承担。这次为驻藏大臣筹集津贴费的任务就落到孜本公姜乐健的头上了。驻藏大臣到达日喀则后，命令给他每日不是送四多切而是送六多切(750卢比)的津贴。于是孜本通知日喀则和定日之间的居民(米色)筹集这笔钱。居民不交，头人们(措本)便受到鞭打，他们的马匹和财物被卖了来凑齐这笔钱。
  驻藏大臣在返回拉萨的途中经过日喀则，在那里盘桓几日。这期间他每日坚持要750卢比的津贴。民众抗议说他们交不出这笔钱，于是清兵使用各种威逼手段想从百姓那里榨出钱来。孜本想推脱，驻藏大臣就把火发在他头上。这时民众团结一致抗议驻藏大臣对他们勒索。由于日喀则的两个宗本放手不管，民众就公开拒绝缴纳驻藏大臣无理要求的津贴。驻藏大臣盛怒之下命令清兵逮捕宗本，但宗本逃走了。他们抓住了孜本。第二天孜本被绑在驻藏大臣门口的柱子上，遭到鞭打，在被打了15鞭后，民众奋起向驻藏大臣狂扔石头，驻藏大臣受重伤后躲进屋里。若不是西藏将军(代本)率领他的军队及时赶到，愤怒的民众差点要了驻藏大臣的命。当时有一个信使奉命火速跑到拉萨，于是正驻藏大臣，以及夏培然巴和夏培拉鲁这两个大臣便都赶来了，他们和扎什喇嘛(班禅)的俗事大臣(甲旺钦波)以及粮台(部队的军需官)组成一个委员会调查这件事。
    他们对这桩案子的判决于12日公之于众。决定将日喀则两个宗本从清朝官阶的三品降到四品，从宗本降为宗涅，在新宗本手下听候差遣。此外，两个宗本每人要受200竹鞭鞭答。村子的头人们(措本)受400竹鞭鞭答，还要在热宗和康巴宗的监狱里关两个月。八个长老各被鞭打50下，戴镣铐六个月。
    至于驻藏大臣帮办，已证实他想从民众那里索取过多的津贴。调查委员会决定奏请北京的朝廷批准，今后不再向西藏百姓摊派官员的差旅费，百姓只提供一般的交通工具。据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拉萨的两个夏培送给正驻藏大臣15多切即1875卢比。
    德昌后来问我带来了什么药，说他正患感冒咳嗽。我答应下次给他一些药。我把杯里的茶倒进“残茶碗”(下鲁)中，表示我要走了。我就起身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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