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狮城舌战》卖得正火,这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走在复旦附近的路上,经常有人指指戳戳。那一阵,我们常常应招办的要求去各中学宜传复旦,有一些新生在报考复旦时或多或少受到了“去复旦辩论”的蛊惑。即使不爱惜自己的羽毛,但为了不让新同学对复旦过早地失望,害得我们也不得不时常注意服饰、检点言行。
那一年的夏天,我正好木科毕业,有出去大玩一次的强烈冲动,同时为了未来几年在复旦读研的处境着想,觉得一定要重新恢复身心的自由.去西藏成了一个完美的选择。1994年的时候去西藏和去新加坡辩论几乎是同等量级的事情,—但愿从此别人就会淡忘辩沦的季翔,代之以去过西藏的季翔,而一个从西藏回来的人,对其言行举止也不该有为人楷模的奢求了吧.
正好张谦也有这个想法,严嘉虽无暇分身,却为我们换来了才思敏锐的晓野,陈云找来了志同道合的卢皓和蒋玉涛,李响的妈妈则赞助了我们这个团队的大部分费用,同时把年仅14岁的李响托付给了我们。就这样,我们去了西藏.
无尽的时间,有限的预算,稀薄的空气,虔诚的向往,那无疑是我至今经历过的最艰难和难忘的旅行。回到复旦之后,果然达到了预期的脱胎换骨的效果。事实上,效果好得有些出乎意抖。在我们归来后举行的西藏摄影图片展期间.曾经有一个女生指着我和雪山、耗牛难分彼此的合影说:“我终于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去西藏了.原来季翔是西藏人。
后来,我去了美国,在一群根本不关心华文辩论的人中彻底销声匿迹了,也终于回复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状态。但同时,以前在国内所积累的许多东西也都暂时失去了作用。再以后,开始工作了,学生时代的种种经历就更只是归于回忆中去了。我所追求的生活好像是一个不断在复零的秒表,一切不断地从头开始。
在美国的时候,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我翻开《寻找太阳城》,想唤起在雪域文化中逐渐迟钝的那部分情绪,读到的是晓野写的《寂静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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