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都八宿县拉鲁卡岩画里，也有一幅人物与“祀”组合的画面(见图65)，人高18厘米，亦是蹲踞式姿势，头为圆形，一手执弓，腰挂箭囊，两腿间有生殖器，人的右侧有一个“祀’。不过，这种组合似乎并不是必然的，拉鲁卡岩画点另一幅画面表现了大致相同的内容.但画面里的雍仲符号则是“听”(见图66)。很显然，我们还不能从这两种雍仲符号与其他内容的搭配中找出规律。藏西地区的岩画比重居中，不过有一点应当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与雍仲符号(不管它是左旋的，还是右旋的)搭配在一起的图像，通常带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反映了岩画制作者的某种祈愿。
    岩画点同时出现若千个雍仲符号时，通常都是同类雍仲符号的排列(见图67、图68).但也有例外，如小扎西岛(或东岛)的一个名叫苯教岩洞的洞穴里，就同时出现了“祀”与“听”的并列。
    早期不仅“”与“断’可以同时使用，雍仲符号自身的样式似乎也不是那么严格，.,祀-、“听"等不太规则的例子是很常见的。我们推测，在早期西藏岩画中..祀”与“断”很可能并没有很明确的区别，而且写法也有一定的随意性。
    然而到了高原岩画的中期(大约距今2000年前后).“祀”类的雍仲符号似乎在一段时期内要比“断”类雍仲出现得更多，且分布的范围也更大。青海地区的岩画大致属于距今3000-2000年期间的岩画，而且出现雍仲符号的这几个岩画点的年代，大都集中在距今2 OC。年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青海地区的岩画中完全不见“断ll，只有.祀"，这是否意味着在西藏岩画的中期，w祀”是占优势的。与此情况相符的是藏西地区的一批年代大致与之相当的岩画点，鹿似乎只出现于西藏的旱期岩画里，如曲嘎尔羌、直曲塘、盐湖、先遣及日杰等岩画点，也均以“飞”类雍仲符号为主。同时期藏北夏仓岩画点的“祀.,类雍仲符号的数量也超过了“断”类雍仲符号。
    大约在中后期，藏西与藏北两个地区逐渐将雍仲符号规范为“断”，高原晚期岩画(距今1 500一1 00()年)里基本上不再见到.祀”，而“断“成为藏北湖滨洞穴涂绘岩画中占主导地位的符号图像。至于吐蕃王朝后期(8世纪后期到9世纪中期)或更晚些时期再出现的“田"，显然属于佛教的符号系统。例如藏北尼玛县阿索乡的扎昆孜波岩画点出现的4个“祀".均与塔、藏文字母等内容的组合搭配，这个岩画点的“祀 "便很可能是佛教传入吐蕃之后的
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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