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笔者也在注意早期藏式佛塔样式向东及向北延伸的情况。从古代族群的活动范围推侧，“嘎当觉顿“塔不可能只抵达古代敦煌、安西或甘州.最远它们应当能够到达西夏领地(甚至是蒙古地区)。在贺兰山北段石嘴山一带发现这种“嘎当觉顿”塔岩刻则证实了我们的推侧。不过.严格说来.宁夏贺兰山发现的“嘎当觉顿”式佛塔，并不完全归属于岩画研究范畴(已进人佛教摩崖石刻造像的范畴).只是因为它的分布和年代与贺兰山岩画第一种类型的西夏“塔形物“有密切联系.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及。

　　党项人既然以银川为中心建西夏国，西夏国中后期又流行藏传佛教，那么，西夏境内的岩画中出现藏式早期佛塔图像.则是顺理成章的。但第一种塔图像在宁夏贺兰山脉岩画中的发现(见图90)，这类似乎并不能直接归属于佛教塔图像的岩画，大抵同时出现于西夏人活动的核心区域，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便更为丰富了。

　　通过近年来对西藏岩画的植理，这类“塔形物”，与其说是佛教遗迹，莫若说是西藏苯教文化的遗存，它们出现于西夏，至少反映出两个事实:一、西夏岩画与青藏高原岩画的一体性。二、早期源于苯教祭祀活动的塔形祭坛，或许已触人佛教文化。另外，由于西夏在年代上的准确性，西夏塔图像岩画的发现，对西藏岩画塔图像的年代(尤其是下限年代)判断会有帮助。

　　西夏岩画与青藏高原岩画的一休性，证明青藏高原岩画制作的主要群体为活跃于青藏高原北部地区的羌系民族。西藏岩画的制作者，主要是距今3 000一1001)年开发藏北羌塘的羌系族群.其中最主要的两个族群是汉文史料中记载的西部“女国“人和北部“羊同国”人。从青截高原岩画的分布看，似乎并不包括更东北部的苏毗人和党项人(虽然青海湖一带的后期岩画与吐谷浑人有明确的关系》。.然而，从贺兰山西夏岩画中出现早期塔图像(另外还有一些非常典型的耗牛图像)的岩画看，党项人其实也是青藏高原岩画制作群体中的一支，而苏毗人大概也应该属于创作耗牛岩画的民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