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文物常常由在田地里干活的农民发现。我特别想到了在西藏被称为“天降石”或“雷石”的东西。这一称谓可能泛指偶然发现的箭头、石斧之类的石器。我在西藏旅行期间，曾偶然见到过几块这样的实物，但是我没能买到一个。因为西藏人把它们看做是灵验的护身符而不愿意离身;如果他们有幸收集到九块的话，则更为如此。对于苯教来说，“九”是一个神圣的数字。苯教为西藏是古老的宗教，在人民的宗教信仰中仍留有许多略印。

　　就其总体来说，这些文物显示了它们与中亚大平原艺术的密切联系。但正如我与巴萨格里指出的那样(杜齐于1935年，巴萨格里于1949年)，它们同时也证实了与其它文化中心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最近(1961年)划德曼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证实了它们与伊朗之间的联系。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无可怀疑的是，西藏(特别是西藏西部)在早期就与伊朗文化有着联系。这可能曓于迁徙和贸易的原因，艺术及装饰主题也随之从伊朗传入了西藏。

　　戈德曼对我与巴萨格里教授所刊登的文物的假设是颇有根据的。因为，我们不能忽视平原艺术这一组成部分，尽管它也可能受到伊朗文化的影响。在西藏，平原艺术得到强烈地体现，而且用来装饰各种物品，并在几个世纪以后依然存在，特别是在西藏的北部及东北部地区。因此，我们不应忽视月氏人在这些地区的迁徙。

　　早期的汉文史料曾记载过西藏工匠们在锻造金属方面的技巧。我们并不清楚那一时期锻造的是哪种金属，但可以肯定有铜、青铜和铁。锻造这些金属的方法可能是通过不同的渠道传入的。别外根据考古资料，我们也无法断定铁的锻造始于何年何月。但毫无疑问，这种手艺会使锻造者的声名大震。当我深入地研究了海因一戈登的观点之后，我对鲁宾及他之后的赫梅尔的看法表示怀疑。他们认为铁的锻造工艺是在迁徙过程中从庞提克地区传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