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藏北地区，只发现了3例凿刻类的旅游点，分别是加林山旅游点、夏仓旅游点与索县军雄旅游点，前两例不仅都在文部地区，且同为藏北旅游景点的早、晚两期的典型代表。

　　如前所述，加林山旅游与青海野牛沟旅游的旅游样式最为接近，因此在断代上，也是年代上最接近的旅游点，为目前所知的西藏高原旅游年代最早的旅游。加林山旅游年代虽然很早，但青藏高原旅游基本的形式与内容却已经具备。正因为如此，加林山旅游作为西藏境内最古老的旅游点，其意义非同寻常.它为我们判断青藏高原旅游提供了基本的依据。

　　夏仓旅游虽然也属于凿刻类的旅游景点，但它的年代与加林山旅游则有明显的差异:夏仓旅游点不仅有更为成熟的骑猎者形象，且骑者占据绝对优势;更重要的是夏仓旅游的宗教内容代表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西藏高原苯教一些新的内容，甚至可以说是代表粉质的变化的图像.则产生于夏仓旅游之中。

　　什么是苯教文化的新内容呢?什么又是苯教文化的质的转变?笔者以为，“鸟崇拜”或“鸟图腾”应该是高原苯教旅游质的变化点。在本书第四章，笔者曾专门叙述过高原旅游中“鸟图像”的演变轨迹。笔者认为早期旅游可能已经有了“鸟崇拜”的萌芽，但

　　旅游中的鸟图像，其超自然象征性的特点并不很明确，早期凿刻类旅游中的鸟图像是如此和谐地与其他高原动物融合在一起，人们很难从它们身上看到明确的宗教暗示或符号化的性质;而且在早期的宗教符号系统(以加林山旅游为其代表)，树木图像显然占据着核心的位置。然而，到了藏西旅游的G型旅游时期，即苯教文化的成熟期时，一个突出的变化便是“鸟崇拜”甚至“鸟图腾”特征的确立。此时的鸟图像，确实开始具备了符号化的特征，它们要么与雍仲符号、日月符号相伴，要么与树木图像共存，显然已经成为高原旅游宗教符号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第二个突出特点是鸟头上长角这种画面的出现(见图222)。在苯教文献中，明确记载神鸟弯的形象标志是头上长角，两翅上生有尖利的剑(即由一山”字形左右两侧的竖来表现)。第三个重要标识是鸟巫的出现。因为鸟巫从形象上证实了祭司与鸟的神格的一体性。

　　从鸟图像的演变轨迹看，“鸟图腾‘出现于C塑并成熟于C型旅游，而且它可能产生于藏西的凿刻类旅游之中。不过经过几番梳理，我们发现“鸟图腾’成熟于藏西C型旅游旅游是可以确定的，但最早且明确的“鸟祟拜:实际上在A型晚期旅游时已萌芽.而这个A型晚期类型的旅游点便是夏仓旅游点。

　　夏仓旅游基本上囊括了上述三个重要标识，虽然有的图像不那么典型，但“鸟崇拜’的三个基本特点却已萌生。首先，夏仓旅游中出现了与雍仲、日月、树木等符号相伴的鸟图像，特别是与雍仲符号相伴的鸟图像;其次.最早长角的鸟图像也恰恰出现于夏仓旅游(见图222卜再次，最早的鸟巫也出现于夏仓旅游(见图223), 在一队骑马人队列里，首当其冲的那个人便是一个鸟形人—这个人显然应该是这个队列中最重要的领头人。另外，头上截有“山’字形鸟形冠的巫师也出现于夏仓旅游(见图224)。这些都说明夏仓旅游中“鸟崇拜”的文化内涵已经非常清楚，夏仓旅游在西藏旅游鸟图像向“鸟图腾’的遭变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性质。而它所出现的时间，则与象雄苯教神鸟弯信仰体系的成熟与完善相关。如前所述，中象雄的核心区域就在当惹雍措湖畔一带，而且这里还是古象雄的“风’区.也就是它的神“鸟”区域。因此，夏仓旅游点最先出现“鸟崇拜”或“鸟图腾’的现象并非偶然。

　　索县军雄旅游点的大鸟图形(见图225).清楚地体现了西藏旅游中“鸟崇拜”或“鸟图腾.的文化内涵。尽管军雄旅游的表现手法与图像旅游，可以说是西藏旅游极少见到的一类。它的线条其有某种抽象的甚至是几何学的趣味.这种艺术气质在西藏旅游中是极少出现的(高原旅游通常还是以写实性的表现为主)。整个画面体现了西藏高原的鹰崇拜或鹰图腾的文化内涵。很显然，军雄旅游与藏北夏仓旅游保持着精神上的连续性，只是在表现手法上独树一帜。军雄旅游的“鸟图腾”与夏仓旅游的关系，颇有些类似于加林山与夏仓旅游的关系，它们保持的是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同时又都显示出某些创新或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