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融合成一种纯西藏风格的表现手法之前，我们可以从环绕雕像头部的光轮辨别出多种影响。在一种类型中，来自克什克尔的最好实例是佛陀像和菩提萨埵像。迱们的四周是圆形或涡形的装饰;在另一些类型中，人像让位于轮廓清晰的花开图案，它们常常组成俗丽的综合图案。这反映了世俗的尼泊尔风格。从严格意义来讲，它与西藏艺术是不大容易区别的。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光轮的数量及变化。它表明了佛教时期，各种教派是并存在的，在其他地区佛教遭劫时，西藏曾提供过一个安全的避难所，手稿及艺术品都被送往那里可以保护。

　　我们就雕刻所探讨的内容也同样知于用绘画方面。我们业已提到芒囊的绘画及唐卡。尽管从那些唐卡中可以看到中亚影响的痕迹，但毫无疑问，它们是出自克什米尔工匠之手。

　　《般若波罗蜜多经》折小版本经文可以确定的年代为十一、十二世纪。然而，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缺少大师们的直接影响，这一时期的艺术手法是如何变得毫无生气的。装饰性敢主导地位，而明暗对照的艺术效果被减弱了。不过，人们仍可以从送贡品的人的外衣上联想起中亚艺术。

　　无论如何，芒囊绘画不是孤立的现象，这是显而易见的。除了《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小版本经文外，我们还可以证实在阿契出现的流派也起源于克什米尔。不过，在这座寺院中，这一流派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显然与仁钦桑波及托林寺的一些带有附图的手稿是同时的，它们肯定不是出自同样的工匠之手，但它反映了同样的传统和同样的艺术手法。从一张陀本生画中可以看出，这一流派在当时已经陈腐衰微了。在第二个阶段，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手法。第二阶段确定的年代是十四世纪，或许是拉达克的杰布仁钦王子统治时代，他掌握了克什米尔大叔，在那里统治达三年之久。两位藏族妇女向一位国王或显赫之士敬奉食物的画可以确定是这一时期的作品。那位显要人物身穿伊朗式样的长袍。画的四周绘有金色的狮子图案。由于在江地发现过同样的装饰，因此，我相信这些壁画是由定居克什米尔的藏族画师所绘。它们或许是依照中亚的模式。一些壁画代表着第三阶段，壁画上莫卧儿文稿中的粉饰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标志着创造出芒囊壁画及阿契早期艺术品的那一流派的结束，新的、占主导地位的伊斯兰风格的开始。

　　我们从来自江地的一些绘画中感到了这种来自中亚的影响。我们已经来自艾旺的雕刻中对这种影响进行过研究。然而，它现在只不过是行将完结的一种传统的最后、遥远的回声了。

　　这张令人颇感兴趣。虽然画面上出现的是一些抬着贡品的使者(这表明画师们开始用十分现实的手法对实际发生的事件进行描述)，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其绘画手法，例如画马的方式完全是非藏族的表现手法。